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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3月17日,上海海事法院(經最高人民法院批准後)作出裁定,確認英國高等法院的判決可以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承認並執行。這是中國法院首次在承認中英兩國法院司法互惠的基礎上,裁定英國民事判決在中國具有法律約束力。

英國法律程序

這起案件的起因是,船東以租船人一直未按照租船合同的要求預付租金為由,終止了三份長期租船合同。船東最初根據三份租船合同,對租船人提起仲裁。由於租船人進入清算,仲裁程序中止。

船東因此基於三份履約擔保,對租船人的母公司提起訴訟。在一審中,Popplewell法官認為,租金支付並不構成一項條件條款(condition),但是由於租船人已背離租船合同,因而船東有權就租船合同未到期期間的交易損失獲取約2,400萬美元的損害賠償。Spar Shipping AS v Grand China Logistics Holding (Group) Co, Ltd [2015] EWHC 718 (Comm)案(2015年3月18日)。

該判決被提起上訴,英國上訴法院所做的裁決回答了兩個主要問題:

  1. 租船人未按時支付各期租金是否構成違反定期租船合同下的條件條款,使船東可以終止租船合同並請求損害賠償;及 
  2. 租船人的行為是否構成拒絕履行(repudiatory)或背離合同的(renunciatory)行為,使船東有權終止租船合同並請求損害賠償。

對於第一個問題,英國上訴法院認為,未根據租船合同按時預付分期租金並不構成違反條件條款,因此支持了Popplewell法官的一審判決,確認The Astra案的判決是錯誤的。

圍繞第二個問題的爭議點,英國法院採用了三步檢驗法:

1) 在租船合同下,船東的合同利益是什麼;

2) 租船人的行為表明了何種預期不履約(prospective non-performance);以及

3) 這種預期不履約是否觸及了合同的根本?
 

上訴法院認為,船東的利益是正常、定期地收取預付租金,租船人後付款的行為表明了預期不履約。法院的結論是,這種預期不履約確實觸及了合同的根本,因為租船人的行為表明其有意將租船合同變得與其約定的條款完全不同——即從預付款合同變成後付款合同。

由此,租船人的行為構成背離租船合同,船東有權終止租船合同並就交易損失(即在租船合同得以履行至合同期結束的情況下,本將賺取的租金金額)請求損害賠償。Grand China Logistics Holding (Group) Co. Ltd v Spar Shipping AS [2016] EWCA CIV 982。

這項英國判決由於澄清了英國法的立場,終結了The Astra案判決後有關租金支付是否構成條件條款的不確定時期,因而廣受歡迎。該判決還確認在英國法下,並不存在就交易損失取得損害賠償的當然權利。更確切地說,在發生基於拒絕履行/背離的違約後,是否有權主張合同終止和/或請求損害賠償將取決於個案事實。如果違約使守約方喪失了實質上全部的合同利益,則可能可以就交易損失取得損害賠償。

英國法院命令租船人的母公司作為擔保人向船東支付三份租船合同項下應付的款項,包括損害賠償及利息和費用。為執行英國判決,船東在對租船人母公司有管轄權的上海海事法院提起訴訟,申請承認和執行英國判決。

中國裁定——Spar Shipping AS訴大新華物流控股(集團)有限公司(2018)滬72協外認1 

中國裁定認為,中國和英國並未締結或參加互相承認和執行民商事案件法院判決的條約,因此互惠原則應成為承認英國判決的基礎。理論上,互惠原則要求兩國都承認對方的判決。因此,上海海事法院審查了雙方提交的、關於英國法院先前處理的中國判決承認和執行案件的相關意見。

上海海事法院認為“本案中雙方的爭議首先在於英國高等法院的[2015] EWHC 999 (Comm)判決[Spliethoff’s Bevrachtingskantoor BV和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是否構成承認一審法院(2011)青海法海商初字第271號保全裁定書和二審法院(2013)魯民四終字第87號判決書”,並認定這些案件不能被認為是英國法院承認和執行中國判決的先例,但也不是英國法院拒絕承認中國法院判決的先例。

上海海事法院進一步闡釋互惠原則稱:“《民事訴訟法》在規定互惠原則時,並沒有將之限定為必須是相關外國法院先行承認和執行我國法院民商事判決,因此本院認為,如果根據外國法院作出判決所在國的法律,我國法院作出的民商事判決可以得到該外國法院的承認和執行,即可認為我國和該國在承認和執行民商事判決方面存在互惠。”

雖然上海海事法院經查發現,不存在中國法院的民商事判決被英國法院承認和執行的先例,但法院確信原則上中國民商事判決可以獲得英國法院承認和執行。

 

中國法律程序 

上海海事法院於2018年開庭審理本案,直到上報至中國最高人民法院並獲得批准後,於2022年2月再次開庭審理。

在此期間,就在中國裁定作出之前,中國最高法院就商事海事案件的處理發佈了重要紀要,即《全國法院涉外商事海事審判工作座談會會議紀要》(“《紀要》”)。《紀要》第33條規定,由於中國和英國沒有締結或共同參加國際條約,可以適用該《紀要》審查請求中國法院承認英國判決的申請。重要的是,與中國裁定相關,《紀要》第44條規定承認外國法院判決的其中一種情形是:“……根據該法院所在國的法律,人民法院作出的民商事判決可以得到該國法院的承認和執行。”

與英國司法體系不同,中國採用的民法體系不以先例原則為基礎,而主要基於成文法而不是判例法。實踐中,為統一法律解釋,中國最高人民法院會定期頒佈司法實務解釋說明和紀要,指導下級法院的司法工作。本案就是該等紀要和實務說明對主審法院具有說服力的一個例子(主辦本案的中國律師還告訴我們,在中國裁定作出之前,得到了中國最高人民法院的肯定)。可以預見,設有海事法院的其他港口城市的法院在面對類似情況時將遵循該《紀要》。這些法院包括寧波、青島、廣州、大連、天津、海口、武漢、南京、北海和廈門海事法院,這些法院與上海海事法院平級,並且有各自的省級高級法院作為上訴法院,但最高人民法院是最後的申訴法院。

 

對索賠處理的影響

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工業品出口國和生產國,也是世界上第二大進口國,海上貨物運輸需求旺盛——國際貿易中有85%的貨物通過海運運輸。在海運合同履行過程中,糾紛在所難免,而且很可能涉及中國實體。

索賠是否成立可能受到合同適用法律及案件審理所在司法轄區的影響。英國被認為是國際海運法律服務的中心。英國法廣泛應用於海事糾紛,可能比任何其他國家的法律都適用。但是,海事請求人也需要確保英國法院的判決能在被告住所地所在國得到執行,以便有資產可以將判決轉化為實際賠償。無法執行判決意味著獲取勝訴判決也是浪費資金、時間和精力。

在中國裁定作出以前,大家認為對於在中國執行而言,仲裁條款可能比英國法院管轄權條款更有益。中國是《1958年承認和執行外國仲裁裁決紐約公約》的締約國。在該公約下,倫敦仲裁員作出的仲裁裁決可以在中國執行。對於有中國實體參與的海運合同,在當事方考慮該海運合同的法律和管轄權條款時,中國裁定可能會為其提供另一種選擇。

2016年,南京中級人民法院作出裁定,基於互惠原則承認和執行了新加坡高等法院作出的民事判決。2017年,武漢中級法院首次在中國承認了美國民事法院裁定。而本裁定是中國日益趨向於承認外國判決之趨勢的延伸。

 

承認英國判決的限制

本案涉及判令擔保人承擔損害賠償責任的判決的執行。本案不大可能影響禁訴令等訴前命令,因為根據《紀要》,中國法院不會承認外國法院的保全令和其他“程序性裁定”具有約束力。此外,如果中國法院就某一爭議已經作出判決,也不會承認和執行外國法院就同一爭議作出的判決。

中國是農產品和其他商品的主要進口國。對於在中國法院提起的貨物損壞或滅失索賠,我們預期中國法院將主張其管轄權,即便租船合同中有英國法和管轄權條款,且該條款已被併入提單。

在航運業,保函的使用較為常見,租船人、托運人或其他第三方會不時向船東提供保函。例如,無單放貨保函的推薦措辭包含了爭議發生時適用英國法和英國高等法院管轄權的條款。該等保函會使保賠保險對交貨錯誤不予賠付,因此判決的執行在船東決定是否接受該等保函時是一項重要的考慮因素。保函具有擔保性質,而最近中國對英國法院判決的承認和執行可能提高船東在中國實體簽發的保函下獲得賠償保證的機會。

在互聯互通的海上貿易和運輸世界裡,基於互惠原則承認外國法院判決是一個可喜的趨勢。

 

作者:Yang Yang

Gard香港公司律師

作者:Patrick Lee

Gard香港公司高級理賠主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