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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Gard工作了40多年的Nick Platt即將退休。我們有機會與他探討理賠職業生涯以及他從中收穫的一些經驗教訓。我們工作所涉及的技術一直不斷改變,但在損失預防和事故響應中,人的因素對於保護人類、環境和財產而言,仍然是最重要的接觸點。

20世紀70年代初,Nick在勞合社開始了他的職業生涯,從事貨物追償工作。在那裡,他遇到了O. Kverndal & Co.公司的John Kendrick;當時,John Kendrick作為Gard在倫敦的通訊代理,參與了相關案件的抗辯工作。Nick認為,John一定是在他身上發現了某種特質,因此請他轉換角色並加入Kverndals。1978年,Nick開始從事保賠理賠事業。

僅僅入職Kverndal幾個月後,Nick就在一起雜貨船案中初試身手:該船在一次航程中因裝貨導致失去穩性,遭遇發電機故障並宣告共同海損,隨後擱淺並再次宣告共同海損,並且最終捲入碰撞事故。令人悲傷的是,該案中的船長(即相關航程中的第四位船長)在船擱淺後自殺了。

“我非常幸運,John Kendrick讓我參與了許多起複雜而有趣的案件,因此,我只是傾聽別人的話語,就很快學到了很多。”Nick承認,這種學習方式在今天可能很難重現,因為重大事故的發生數減少了。他強調,當複雜案件發生時,Gard仍應重視讓年輕人參與,並確保他們參與案件的整個處理過程。Nick還建議,派年輕的理賠人員和更有經驗的同事一起前往事故現場,因為這樣能提供在辦公桌前難以獲得的經驗。“一開始我並沒有專業方面的資歷,但我通過邊做邊學,獲得了技能。學習和理解法律很重要,但懂得在實踐中如何運用法律同樣重要。”

20世紀80年代,Gard在Kverndal辦公地點的隔壁開設了一家英國公司,由此帶來了一些變化。在為鄰四年後,Kverndal被出售給了Gard英國;一夜之間,Gard英國的員工人數翻番成了8人。如今,倫敦辦公室已有近50名員工;與此同時,Gard挪威阿倫達爾總部的員工人數已經從22人發展到260人!

我們借此機會採訪了Nick,聽取了他對本行業的重要觀察結果,以及他給予業界後代的建議。

航運業是高度規範的行業。規範在哪些方面改變了您在工作中注重的細節/事項?

今天,航運業受規範的程度遠遠高於30年前。這可能是有益的,因為如今船東經營船舶所依據的規範要有效得多。當今重大事件發生數的減少體現了這一點。

規範影響了船東的責任。保賠協會需要瞭解並理解各項規範。會員和客戶也需要這麼做,以免違反規範。理想情況下,協會應該對這些規範有一定的影響。例如,我本人曾參與國際保賠協會集團(IG集團)污染小組委員會的工作為期十年,其間我們有機會對影響污染問題的潛在新法規提出意見。IG集團參與制定和推行了一項名為“RESPONSECON”的標準合同,供合約方應對污染事件時使用。各保賠協會還參與了與中國當局討論在中國實施新污染法律的問題。

規範有國內規範,也有國際規範(通過IMO制定)。有些國家僅在國家層面作出規範。最大的挑戰在於有些國家(例如美國)不僅只簽署了少數的國際公約,而且還允許其國內各地區實施自己的(有時是互不相同)的法律。對於開展國際經營的船東來說,這不盡人意,而且會給合規帶來困難。美國《1990年油污法》(OPA)就是典型的例子。OPA是聯邦法律,在某些方面與國際污染公約(民事責任公約)的規定不一致。美國法律允許各州就此問題獨立立法,這對船東造成了極大的困擾。

從索賠的角度來看,規範/公約的增多有沒有讓工作更輕鬆或更困難?

從理論上講,國際公約會讓工作更加輕鬆,原因是有了適用於全世界大部分地區的一致性、規範化制度。而挑戰在於各成員國未能對公約進行一致解釋和/或運用的情況。

舉例來說,在“PRESTIGE”案中,西班牙最高法院就錯誤地解釋/運用了民事責任公約的規定,做出了令人遺憾的判決。這可能就是IG集團請IMO成員國研究有否可能發佈“致成員國的公約一致性解釋指南”的主要原因。

我確信,Gard外聯(Outreach)專案是您(絕佳)的想法。您能描述一下該專案的內容,以及是什麼促成了該專案嗎?

在研究Gard及其他保賠協會處理過的重大事故時,我認識到,各國的救助及污染防治部門是事件中最為重要的主體。今天,各主管部門對相關工作的重視程度遠遠超過了30年前。與它們開展建設性合作通常意味著會更有成效,而且坦率地說,更加便宜。

英國海上救撈與干預國務代表秘書(SOSREP)這一職位是在1996年“SEA EMPRESS”輪(由Skuld提供保險)案之後設立的。我們與SOSREP建立了聯繫,這一辦法在當時具有變革性,但現在已被證明確實有效。這令我想到,與這樣的人合作並與他們建立關係是有益的。人們通常會對先期接觸過的對方做出積極的回應。坐在那裡什麼也不做,不可能建立相互合作的有效工作關係。

外聯專案自六年前啟動以來,已經有了很大的發展。參與該專案的Gard同事和外部人士的回饋一直是積極的。在希臘和巴西發生的事故使我們有可能評估該專案的有效性。雖然很難精確地確定經濟上的成效,但可以說,我們看到各國主管部門對Gard參與相關工作產生了一定的信任和滿意度,並相信Gard的參與使其工作變得較為輕鬆。

一些離別時的感想

當放手讓Nick邁向退休生活時,我們請他給年輕的保賠理賠人員一些建議。“希望曾與我共事過的人,從我這裡學到了一些(有益的?)東西。我的職業生涯很難複製,但有些法則仍然很重要。隨著我們越來越依賴技術,人的因素變得愈發重要。面對面會晤可收穫更多裨益。儘管這並非每時每刻都奏效,也不是每種情況下都有效,但我仍然認為應該認識到,早期的和解會議可能會極其有價值,並且為我們以及我們的客戶和會員帶來有利的結果。不必害怕早日會晤、早日和解。事事都有風險。電子郵件和電話很棒,但它們無法讓我們實現面對面會議時的直接交流。我的最佳建議——就是互相交談。”

 

作者:Erika Lindholm

理賠主管兼律師,赫爾辛基

作者:Hannah-Maria Opperman-Mäkinen

行政協調員,赫爾辛基

作者:Danae Pispini

律師,比雷埃夫斯

作者:Puja Varaprasad

理賠主管兼律師,新加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