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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Gard工作了40多年的Nick Platt即将退休。我们有机会与他探讨理赔职业生涯以及他从中收获的一些经验教训。我们工作所涉及的技术一直不断改变,但在损失预防和事故响应中,人的因素对于保护人类、环境和财产而言,仍然是最重要的接触点。

20世纪70年代初,Nick在劳合社开始了他的职业生涯,从事货物追偿工作。在那里,他遇到了O. Kverndal & Co.公司的John Kendrick;当时,John Kendrick作为Gard在伦敦的通讯代理,参与了相关案件的抗辩工作。Nick认为,John一定是在他身上发现了某种特质,因此请他转换角色并加入Kverndals。1978年,Nick开始从事保赔理赔事业。

仅仅入职Kverndal几个月后,Nick就在一起杂货船案中初试身手:该船在一次航程中因装货导致失去稳性,遭遇发电机故障并宣告共同海损,随后搁浅并再次宣告共同海损,并且最终卷入碰撞事故。令人悲伤的是,该案中的船长(即相关航程中的第四位船长)在船搁浅后自杀了。

“我非常幸运,John Kendrick让我参与了许多起复杂而有趣的案件,因此,我只是倾听别人的话语,就很快学到了很多。”Nick承认,这种学习方式在今天可能很难重现,因为重大事故的发生数减少了。他强调,当复杂案件发生时,Gard仍应重视让年轻人参与,并确保他们参与案件的整个处理过程。Nick还建议,派年轻的理赔人员和更有经验的同事一起前往事故现场,因为这样能提供在办公桌前难以获得的经验。“一开始我并没有专业方面的资历,但我通过边做边学,获得了技能。学习和理解法律很重要,但懂得在实践中如何运用法律同样重要。”

20世纪80年代,Gard在Kverndal办公地点的隔壁开设了一家英国公司,由此带来了一些变化。在为邻四年后,Kverndal被出售给了Gard英国;一夜之间,Gard英国的员工人数翻番成了8人。如今,伦敦办公室已有近50名员工;与此同时,Gard挪威阿伦达尔总部的员工人数已经从22人发展到260人!

我们借此机会采访了Nick,听取了他对本行业的重要观察结果,以及他给予业界后代的建议。

航运业是高度规范的行业。规范在哪些方面改变了您在工作中注重的细节/事项?

今天,航运业受规范的程度远远高于30年前。这可能是有益的,因为如今船东经营船舶所依据的规范要有效得多。当今重大事件发生数的减少体现了这一点。

规范影响了船东的责任。保赔协会需要了解并理解各项规范。会员和客户也需要这么做,以免违反规范。理想情况下,协会应该对这些规范有一定的影响。例如,我本人曾参与国际保赔协会集团(IG集团)污染小组委员会的工作为期十年,其间我们有机会对影响污染问题的潜在新法规提出意见。IG集团参与制定和推行了一项名为“RESPONSECON”的标准合同,供合约方应对污染事件时使用。各保赔协会还参与了与中国当局讨论在中国实施新污染法律的问题。

规范有国内规范,也有国际规范(通过IMO制定)。有些国家仅在国家层面作出规范。最大的挑战在于有些国家(例如美国)不仅只签署了少数的国际公约,而且还允许其国内各地区实施自己的(有时是互不相同)的法律。对于开展国际经营的船东来说,这不尽人意,而且会给合规带来困难。美国《1990年油污法》(OPA)就是典型的例子。OPA是联邦法律,在某些方面与国际污染公约(民事责任公约)的规定不一致。美国法律允许各州就此问题独立立法,这对船东造成了极大的困扰。

从索赔的角度来看,规范/公约的增多有没有让工作更轻松或更困难?

从理论上讲,国际公约会让工作更加轻松,原因是有了适用于全世界大部分地区的一致性、规范化制度。而挑战在于各成员国未能对公约进行一致解释和/或运用的情况。

举例来说,在“PRESTIGE”案中,西班牙最高法院就错误地解释/运用了民事责任公约的规定,做出了令人遗憾的判决。这可能就是IG集团请IMO成员国研究有否可能发布“致成员国的公约一致性解释指南”的主要原因。

我确信,Gard外联(Outreach)项目是您(绝佳)的想法。您能描述一下该项目的内容,以及是什么促成了该项目吗?

在研究Gard及其他保赔协会处理过的重大事故时,我认识到,各国的救助及污染防治部门是事件中最为重要的主体。今天,各主管部门对相关工作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了30年前。与它们开展建设性合作通常意味着会更有成效,而且坦率地说,更加便宜。

英国海上救捞与干预国务代表秘书(SOSREP)这一职位是在1996年“SEA EMPRESS”轮(由Skuld提供保险)案之后设立的。我们与SOSREP建立了联系,这一办法在当时具有变革性,但现在已被证明确实有效。这令我想到,与这样的人合作并与他们建立关系是有益的。人们通常会对先期接触过的对方做出积极的回应。坐在那里什么也不做,不可能建立相互合作的有效工作关系。

外联项目自六年前启动以来,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参与该项目的Gard同事和外部人士的反馈一直是积极的。在希腊和巴西发生的事故使我们有可能评估该项目的有效性。虽然很难精确地确定经济上的成效,但可以说,我们看到各国主管部门对Gard参与相关工作产生了一定的信任和满意度,并相信Gard的参与使其工作变得较为轻松。

一些离别时的感想

当放手让Nick迈向退休生活时,我们请他给年轻的保赔理赔人员一些建议。“希望曾与我共事过的人,从我这里学到了一些(有益的?)东西。我的职业生涯很难复制,但有些法则仍然很重要。随着我们越来越依赖技术,人的因素变得愈发重要。面对面会晤可收获更多裨益。尽管这并非每时每刻都奏效,也不是每种情况下都有效,但我仍然认为应该认识到,早期的和解会议可能会极其有价值,并且为我们以及我们的客户和会员带来有利的结果。不必害怕早日会晤、早日和解。事事都有风险。电子邮件和电话很棒,但它们无法让我们实现面对面会议时的直接交流。我的最佳建议——就是互相交谈。”

 

作者:Erika Lindholm

理赔主管兼律师,赫尔辛基

作者:Hannah-Maria Opperman-Mäkinen

行政协调员,赫尔辛基

 

作者:Danae Pispini

律师,比雷埃夫斯

作者:Puja Varaprasad

理赔主管兼律师,新加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