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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北海Piper Alpha石油钻井平台发生火灾和爆炸30周年。Gard海洋和能源业务组合的前身,Storebrand和Vesta两家公司,都曾作为主要保险公司积极参与该案。在本文中,我们透过一位当时参与此案的Gard理赔主管的视角,回顾了由该起重大伤亡事故引发的一系列事件。

1988年7月6日,位于苏格兰海岸以外的北海Piper Alpha石油平台发生爆炸和火灾。当时平台上有226名工人;不幸的是,只有从主甲板跳入下方30米开外海中的61名工人得以逃脱并幸免于难。一艘快速救助艇上的两名救援人员也不幸遇难,使总死亡人数达到167人。平台本身被摧毁。

Gard海洋和能源业务组合的前身,Storebrand和Vesta两家公司,作为Piper油气田合营项目(简称合营项目)全部四个合营方的主要保险公司,均积极参与此案。合营四方分别是:Occidental Caledonia(简称Oxy)、Texaco Britain、Union Texas Petroleum和Thomson North Sea。Oxy为油气田运营方。该起伤亡事故成为Storebrand石油与能源部门核保、理赔和客户关系方面的一次压力测试。我是根据个人经历这么说的,因为我当时还是Storebrand的一名年轻的海上业务理赔主管。

根据直接保单赔付的直接保险损失总额为:被保险人损失和费用1,353,840,617美元,第三者责任162,593,610英镑。在这16亿美元的总额中,挪威海上能源市场承保的部分为5.5亿美元,而其中最大的份额由Storebrand和Vesta承保。该等损失在经过再保险(包括伦敦市场超额分保(LMX)螺旋效应,即同一损失多次通过同一家再保险公司分保)之后,经处理的索赔总额超过了160亿美元。

平台灭失的赔偿总额是由多家直接保险公司于1988年9月支付的。根据代出单保险赔付给Texaco的150,165,000美元,是当时Storebrand所支付的金额最大的单笔保险赔款,而且至今仍然是我从事能源、财产和伤亡理赔超过32年的职业生涯中完成过的最大单笔理赔。

各项人身伤亡索赔以及大多数的被保险人财产和收入索赔都是在事故发生后的四年内和解解决的。在事故发生后不久,合营各方就同意了人身伤亡赔偿的和解计算公式,而且大部分索赔均得以迅速了结。最后一项得到解决的是代表一名美国工人在德克萨斯州提起的诉讼。

与承包商签订的合同均包含“各负其责”条款,根据该等条款,对于承包商的特定雇员提出的索赔,承包商有义务使合营各方免受损害,并补偿合营各方。这些条款包含了一项重要的例外,即Oxy作为运营方对事故承担“全部”责任的情况。

1988年11月,在苏格兰法官William Cullen的主持下,启动了公共调查,以确定事故的原因。调查持续了180天,调查结果于1990年11月出具。Cullen报告的结论是,最初的爆炸是由于在泵和相关安全阀上同时进行维修工作而发生碳氢化合物泄漏造成的。调查批评了Oxy的维修和安全程序,但没有得出“Oxy应承担‘全部’责任”的结论。

在此之后,我们向36家承包商及其责任保险公司寻求补偿,以弥补已就其雇员支付的赔款。承包商对赔款金额提出质疑,原因是和解金额远高于当时苏格兰法院判定的人身伤亡赔偿金额。对于承包商先前愿意和解的索赔项目,我们提出同意按和解金额的60%予以解决。承包商对其中一些(而并非全部)表示接受。

我们向位于爱丁堡的苏格兰最高民事法院初审庭的Caplan法官提起了针对未和解承包商的诉讼,该等承包商有189名雇员涉及人身伤亡。Caplan法官年事已高,而且有心脏病发作史,我们担心他可能会在做出判决前过世。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我们估计,为再次提起诉讼而发生的额外诉讼费可能会高达2000万英镑。为了应对这一风险,我们与法官联系并请求他接受体检,并希望他同意我们所属的集团为他购买人寿保险,以弥补他万一去世我们可能遭受的损失。他表示同意。

随后进行的审判成为了英国法律史上时间最长的民事审判,持续了近三年半。令人欣喜的是,Caplan法官并未在审判期间发生不测,并且于1997年9月做出了判决。判决有利于Oxy及合营项目的保险公司,所依据的基本观点是:承包商根据“各负其责”合同,有义务补偿合营各方;但是在承包商应补偿金额的问题上,考虑到Oxy及其合营伙伴已经得到了保险公司的赔偿,因此判决是对我们不利的。

Caplan法官的判决实际上未考虑代位权——这一英国保险法经久不衰的重要特征。我们提出上诉,苏格兰最高民事法院上诉庭于1999年12月做出了对我们有利的判决。

承包商随后向英国上议院提出上诉,由四名法官组成的法庭于2001年11月审理了该案,并于2002年2月7日做出了有利于合营各方和保险公司的判决,由合营各方和保险公司获赔索赔金额的180%(本金、费用和利息),作为补偿。

因为许多年过去了,而且涉及的保险公司数量较多,其中许多已经发生合并或者经历了其他变化,因此行使代位权所得利益的分配又耗费了一年时间才得以完成。幸运的是,只有两家经纪公司参与安排了直接保险,即伦敦的韦莱,以及纽约和伦敦的怡安(A&A / Alexander Howden)。值得庆幸的是,伦敦韦莱的Andrew Jackson保存了一份电子数据表,其中列出了原先按照和解计算公式支付的所有个人赔款和相关费用,以及该等金额是如何分配给合营各方及其各自不同层级的责任保险,进而由各家承保的保险公司分摊的。在分配利益时,Gard已经接管了Storebrand和Vesta的业务组合。Gard在根据我们两家公司先前所订立的多项再保险安排获得补偿后,于2003年终结了此案。至此,事故发生15年之后,我负责的部分结束了。

除了确定原因之外,Cullen调查还包括第二部分,该部分研究了Piper Alpha事故的教训,以及北海英国海域的总体安全状况。Cullen报告对北海安全程序提出了106条修改建议。这些建议促成了《1992年英国海上设施(安全情况说明)条例》的通过。

在最近一次Piper Alpha灾难的纪念活动中,Cullen法官评价说:“如果调查没有促成安全方面的持久改进,换句话说,如果没有通过评估和控制风险来实现安全改进,相关改进也没有在工作的处理和完成方式上反映出来,那么调查就没有什么意义了。Piper Alpha事故“不仅是一场灾难,也是一次变革的机会,我也希望我们如今的生活能够得益于这种变革。”

三十年前,我只是一名在Storebrand的海上理赔部门工作未满三年的年轻理赔主管。 Piper Alpha事故最终成为我晋升“理赔专家”的测试,并且对我和Gard的同事们如何处理重大伤亡事故产生了影响。正如Cullen法官所指出的那样——未发生的事故数是无法估算的。然而,我赞同他的观点,即Piper Alpha灾难留给我们的财富是安全法规和文化方面的积极改变,这提高了所有海上设施现场人员工作的安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