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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北海Piper Alpha石油鑽井平臺發生火災和爆炸30周年。Gard海洋和能源業務組合的前身,Storebrand和Vesta兩家公司,都曾作為主要保險公司積極參與該案。在本文中,我們透過一位當時參與此案的Gard理賠主管的視角,回顧了由該起重大傷亡事故引發的一系列事件。

1988年7月6日,位於蘇格蘭海岸以外的北海Piper Alpha石油平臺發生爆炸和火災。當時平臺上有226名工人;不幸的是,只有從主甲板跳入下方30米開外海中的61名工人得以逃脫並倖免於難。一艘快速救助艇上的兩名救援人員也不幸遇難,使總死亡人數達到167人。平臺本身被摧毀。

Gard海洋和能源業務組合的前身,Storebrand和Vesta兩家公司,作為Piper油氣田合營項目(簡稱合營項目)全部四個合營方的主要保險公司,均積極參與此案。合營四方分別是:Occidental Caledonia(簡稱Oxy)、Texaco Britain、Union Texas Petroleum和Thomson North Sea。Oxy為油氣田運營方。該起傷亡事故成為Storebrand石油與能源部門核保、理賠和客戶關係方面的一次壓力測試。我是根據個人經歷這麼說的,因為我當時還是Storebrand的一名年輕的海上業務理賠主管。

根據直接保單賠付的直接保險損失總額為:被保險人損失和費用1,353,840,617美元,第三者責任162,593,610英鎊。在這16億美元的總額中,挪威海上能源市場承保的部分為5.5億美元,而其中最大的份額由Storebrand和Vesta承保。該等損失在經過再保險(包括倫敦市場超額分保(LMX)螺旋效應,即同一損失多次通過同一家再保險公司分保)之後,經處理的索賠總額超過了160億美元。

平臺滅失的賠償總額是由多家直接保險公司於1988年9月支付的。根據代出單保險賠付給Texaco的150,165,000美元,是當時Storebrand所支付的金額最大的單筆保險賠款,而且至今仍然是我從事能源、財產和傷亡理賠超過32年的職業生涯中完成過的最大單筆理賠。

各項人身傷亡索賠以及大多數的被保險人財產和收入索賠都是在事故發生後的四年內和解解決的。在事故發生後不久,合營各方就同意了人身傷亡賠償的和解計算公式,而且大部分索賠均得以迅速了結。最後一項得到解決的是代表一名美國工人在德克薩斯州提起的訴訟。

與承包商簽訂的合同均包含“各負其責”條款,根據該等條款,對於承包商的特定雇員提出的索賠,承包商有義務使合營各方免受損害,並補償合營各方。這些條款包含了一項重要的例外,即Oxy作為運營方對事故承擔“全部”責任的情況。

1988年11月,在蘇格蘭法官William Cullen的主持下,啟動了公共調查,以確定事故的原因。調查持續了180天,調查結果於1990年11月出具。Cullen報告的結論是,最初的爆炸是由於在泵和相關安全閥上同時進行維修工作而發生碳氫化合物洩漏造成的。調查批評了Oxy的維修和安全程式,但沒有得出“Oxy應承擔‘全部’責任”的結論。

在此之後,我們向36家承包商及其責任保險公司尋求補償,以彌補已就其雇員支付的賠款。承包商對賠款金額提出質疑,原因是和解金額遠高於當時蘇格蘭法院判定的人身傷亡賠償金額。對於承包商先前願意和解的索賠項目,我們提出同意按和解金額的60%予以解決。承包商對其中一些(而並非全部)表示接受。

我們向位於愛丁堡的蘇格蘭最高民事法院初審庭的Caplan法官提起了針對未和解承包商的訴訟,該等承包商有189名雇員涉及人身傷亡。Caplan法官年事已高,而且有心臟病發作史,我們擔心他可能會在做出判決前過世。如果發生這種情況,我們估計,為再次提起訴訟而發生的額外訴訟費可能會高達2000萬英鎊。為了應對這一風險,我們與法官聯繫並請求他接受體檢,並希望他同意我們所屬的集團為他購買人壽保險,以彌補他萬一去世我們可能遭受的損失。他表示同意。

隨後進行的審判成為了英國法律史上時間最長的民事審判,持續了近三年半。令人欣喜的是,Caplan法官並未在審判期間發生不測,並且於1997年9月做出了判決。判決有利於Oxy及合營專案的保險公司,所依據的基本觀點是:承包商根據“各負其責”合同,有義務補償合營各方;但是在承包商應補償金額的問題上,考慮到Oxy及其合營夥伴已經得到了保險公司的賠償,因而判決是對我們不利的。

Caplan法官的判決實際上未考慮代位權——這一英國保險法經久不衰的重要特徵。我們提出上訴,蘇格蘭最高民事法院上訴庭於1999年12月做出了對我們有利的判決。

承包商隨後向英國上議院提出上訴,由四名法官組成的法庭於2001年11月審理了該案,並於2002年2月7日做出了有利於合營各方和保險公司的判決,由合營各方和保險公司獲賠索賠金額的180%(本金、費用和利息),作為補償。

因為許多年過去了,而且涉及的保險公司數量較多,其中許多已經發生合併或者經歷了其他變化,因此行使代位權所得利益的分配又耗費了一年時間才得以完成。幸運的是,只有兩家經紀公司參與安排了直接保險,即倫敦的韋萊,以及紐約和倫敦的怡安(A&A / Alexander Howden)。值得慶倖的是,倫敦韋萊的Andrew Jackson保存了一份電子資料工作表,其中列出了原先按照和解計算公式支付的所有個人賠款和相關費用,以及該等金額是如何分配給合營各方及其各自不同層級的責任保險,進而由各家承保的保險公司分攤的。在分配利益時,Gard已經接管了Storebrand和Vesta的業務組合。Gard在根據我們兩家公司先前所訂立的多項再保險安排獲得補償後,於2003年終結了此案。至此,事故發生15年之後,我負責的部分結束了。

除了確定原因之外,Cullen調查還包括第二部分,該部分研究了Piper Alpha事故的教訓,以及北海英國海域的總體安全狀況。Cullen報告對北海安全程式提出了106條修改建議。這些建議促成了《1992年英國海上設施(安全情況說明)條例》的通過。

在最近一次Piper Alpha災難的紀念活動中,Cullen法官評價說:“如果調查沒有促成安全方面的持久改進,換句話說,如果沒有通過評估和控制風險來實現安全改進,相關改進也沒有在工作的處理和完成方式上反映出來,那麼調查就沒有什麼意義了。Piper Alpha事故“不僅是一場災難,也是一次變革的機會,我也希望我們如今的生活能夠得益於這種變革。”

三十年前,我只是一名在Storebrand的海上理賠部門工作未滿三年的年輕理賠主管。 Piper Alpha事故最終成為我晉升“理賠專家”的測試,並且對我和Gard的同事們如何處理重大傷亡事故產生了影響。正如Cullen法官所指出的那樣——未發生的事故數是無法估算的。然而,我贊同他的觀點,即Piper Alpha災難留給我們的財富是安全法規和文化方面的積極改變,這提高了所有海上設施現場人員工作的安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