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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內對緊急事故應對和勞氏標准救助合同使用數量的下降都存在討論。作為一家海上風險、能源險與保賠險保險人,Gard十分清楚備受矚目的事故所帶來的壓力。謹此感謝我們的客座撰稿人——來自 BDM Law 律師事務所的 Nick Burgess 在旨在為現行勞氏標准救助合同格式找到合意修改方案的討論中作出的貢獻。

2017年6月26日

 

勞合社救助合同標準格式(勞氏標準救助合同)已流通了一個多世紀,是國際上最廣為人知的救助合同。近年來,我們發現勞氏標準救助合同案件數量逐漸減少。據勞合社統計,2016年共簽訂了42個合同,而且這只是因為11月和12月發生了一連串損失事件。先前的最低記錄是2014年的37個合同。相比之下,2000年至2010年期間每年平均有60多個合同。這一減少情況使得許多評論員認為,勞氏標準救助合同行將終結。重建對勞氏標準救助合同的信賴和信心成了國際救助聯合會最近在倫敦開展的年度會議上最主要的議題,且勞氏標準救助合同得到了勞氏救助組織(Lloyd’s Salvage Group)、國際保賠協會集團和海事律師組織(“Admiralty Solicitors Group”)的支持。

 

勞氏標準救助合同有利有弊。普遍看法認為簽訂勞氏標準救助合同是保護船員、財產和環境最安全的方式。勞氏標準救助合同被設計為可以不經協商條款即可簽訂的合同,在發生海上事故時,可以避免任何時間損失並最大化救助機會。對於許多船長而言,這可能是最重要的事情了,因為他們認為當船舶在海上遭遇潛在危險情況且其對船舶的控制受到影響時,簽訂勞氏標準救助合同不會受到任何人的指責。勞氏標準救助合同最好的一點在於,它是一份公認的“無效果——無報酬”合同,救助報酬需經勞氏救助仲裁委員會在倫敦主持的仲裁程序確定。環境保護要素也併入其中。《國際救助公約》列明瞭評估救助人報酬的基本原則。

 

本文中,我們審查了勞氏標準救助合同數量減少背後的情況,並思考是否可以或應該採取何種措施改善這一局面。

 

 

標準救助合同使用量不下降

 

勞氏標準救助合同起源于船長經常面臨困難局勢卻無法徵求他人意見的時代。沒有船舶自動識別系統(AIS)、電子郵件、即時通訊工具、網路電話(Skype),甚至無法給船舶所有人/管理人的辦公室打電話。當時,保賠協會和財產保險人常常是最後知道事故發生的人。而如今他們通常在事故發生後約一個小時內就可收到通知。根據應急響應方案,經驗豐富的專業人員團隊將集結,為船長提供即時支援和指引。因此,在作出任何決定之前尚有評估局勢、分析風險和討論選擇的餘地,救助合同的格式及其條款故而受到了更多關注,而過去勞氏標準救助合同可能已在未經任何磋商的情況下就予以簽訂了。

 

通訊技術和速度的進步也影響了救助人。他們現在可以通過其代理人和渠道更快地獲取信息,並以一種更加智能的方式分配資源。這導致了業務競爭加劇,進而導致救助人準備提出的條件更具靈活性。救助人通常認為他們能夠提供替代方案,而過去勞氏標準救助合同可能是可以選擇的唯一方案。就替代方案而言,我們發現業內對固定價格合同或預先約定救助成功時價格漲幅的混合型合同的興趣上漲。

 

除上述技術進步的因素和救助人之間在合同條款上的競爭外,還有一種看法認為,在船東/船長可以約束財產利益相關方的情況下,勞氏標準救助合同可能遭到濫用。過去發生過令人遺憾的案例,事故本身屬小事故且能夠經由商業拖帶協議或其他固定價格協議處理,但卻簽訂了勞氏標準救助合同。這種“連接拖帶”情況正是人們通常認為不適宜使用勞氏標準救助合同的典型情況。

 

問題在“VOUTAKOS”這一船舶喪失動力/連接拖帶的案件得以著重突出。在此案中,當事方主張因天氣狀況影響,拖帶作業十分艱難。初審對所謂“差異原則”作出了裁決,即,在簡單的救助拖帶案件中,報酬金額不得與商業拖帶費率完全不符。上訴仲裁員大幅提高了裁決報酬金額。該案最終訴至英國海事法院。海事法院法官不同意上述上訴仲裁員的認定,即評估(公約第13條)報酬水平時,商業拖帶費率是個完全無關的考察因素,但法院認為每個案件應根據其具體事實具體判斷。法院認為“差異原則”是有瑕疵的,因為無法確認什麼樣的情況會被視為簡單的救助拖帶案件,而且所有涉及船舶喪失動力的案件根據情況不同涉及的危險程度各不相同。“VOUTAKOS”一案後出現了討論在原勞氏標準救助合同的範圍內為“連接拖帶”案建立單獨體系的趨勢,但這一趨勢可能已被針對船舶喪失動力案件採用設置基本金額與額外津貼的混合型勞氏標準救助合同和/或波羅的海國際航運公會(BIMCO)標準條款定制協議的趨勢所取代。實際上,“連接拖帶”案件的部分問題已在勞氏標準救助合同制度外處理並得以解決。

 

有人擔憂勞氏標准救助合同體系存在遭到濫用的風險,且勞氏標准救助合同有時會被用於不恰當的情形。勞氏標准救助合同的L條款旨在禁止為促成簽訂勞氏標准救助合同而進行“誘導”(inducement),但該條款是否足以為擔憂被誘導的一方提供救濟,這是存在爭議的。隨著近來銀行和金融服務業監管制度的加強,應當降低証明簽訂勞氏標准救助合同時發生了誘導所需的舉証標准。然而即使有足夠救濟,要証明發生了誘導或承諾了誘導條件仍是困難重重。

 

我們認為,勞氏標準救助合同所存在的問題主要與這樣一種看法相關,即相較於其他替代方案,勞氏標準救助合同價格高昂,因而只適合於某些特殊情況。由於勞氏標準救助合同所涉救助人為公共政策所認可的專業救助人,勞氏標準救助合同下的救助報酬高於固定金額報價。同時,由於未達成約定,雙方當事人不得不提請仲裁,而仲裁對雙方當事人均造成了時間成本和訴訟費用,因此還會造成時間上大幅的延遲以及巨額費用。仲裁涉及對《國際救助公約》規定的原則和獲救財產的價值進行主觀評估。雖然經驗豐富的救助從業者通常可對公允價格給出建議,但經常有各種不同的意見,因而還是存在著很大程度的疑問、遲延和不確定性。自相矛盾的是,對救助人和海險保險人雙方而言,公佈的勞氏標準救助合同仲裁裁決越少,未知的賠償要素就越多。這一切使得人們普遍認為,勞氏標準救助合同比排除了報酬計算公式中的主觀因素且爭議範圍顯著縮小的固定價格合同或混合型合同價格更高。

 

最後,還有人擔心當事方的權利會因為簽署勞氏標準救助合同而受到限制。勞氏標準救助合同現行格式要求,在不存在協議的情況下,只有當對可以產生獲得救助報酬的有效結果不再有任何合理希望時,合同才可終止。基於對救助成功的預期和獲救財產的可能價值(屆時經常發生爭議的事項)而進行的評估是高度主觀的。簽訂勞氏標準救助合同可能阻礙船東及其保險人在不經救助人同意的情況下選擇替代性合同格式的權利。此外,如果勞氏標準救助合同併入了保賠協會特別補償條款,且船東通過提供保賠擔保而援引了保賠協會特別補償條款,則此後在地方當局阻止救助人解除動員的情況下,保賠協會特別補償條款的終止將成為不可能。這可能使得保賠險保險人在認為船舶照看協議或殘骸清除合同可能是更好的選擇時受困於被保賠協會特別補償條款套牢的境地。

 

如何使標準救助合同得更有吸引力

 

可以採取更多措施來釋除勞氏標準救助合同比其替代方案價格更高昂的疑慮。根據勞氏標準救助合同2015年報告(2016年報告尚未公佈),2003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期間的平均救助報酬為獲救財產價值的23%,並且總體比率呈下降趨勢,何況現今財產價值也在下降。換句話說,對財產保險人而言,較之于放任財產全損的選擇,海上救助意味著挽回了77%的損失,這從表面上看是物有所值的。

 

審訂中的最新版勞氏標准救助合同2011已經試圖消除已知的仲裁程序的不確定性,從而使仲裁裁決更具有可預見性。現在已經有一個仲裁裁決公布系統,旨在建立一個評估救助費用時可供當事人參考的判例數據庫。但是在大部分救助報酬已經結清,且結算方案保密的情況下,其作用十分有限。目前,仲裁程序花費的時間已經縮短,但仍有提升空間。2013年,一個仲裁程序從指定仲裁員到仲裁裁決公布平均需花費231天,仍然十分漫長。實務中,從救助工作結束到雙方就救助報酬水平達成合意,通常需要花費超過1年的時間。許多救助人和保險人認為這個過程過於漫長,因此目前有趨勢正在嘗試簡化程序,使之更高效。

 

勞氏標準救助合同2011體系的其他部分也嘗試解決了某些具體問題和不足之處,以期使其自身更具有吸引力。這其中包括建立一個新的簡化體系,來解決救助涉及大量載貨集裝箱和多個貨主且部分貨主未投保時的問題。與此同時,勞合社也會借此機會更新了勞氏標準救助合同的仲裁庭成員。

 

為吸引救助金額較小或不涉及法律爭議且事實不複雜的案件在發生時求諸勞氏標準救助合同,勞合社實行了定額收費仲裁程序。然而,這個程序事實上並沒有很普及,關於如何改進服務以提升其吸引力的問題尚在討論中。雖然勞合社如此期許,但實際上約有80%的勞氏標準救助合同案件在進入仲裁程序之前就已經解決,這多數是因為業內有一個由經驗豐富的專業人員組成的發達體制,能代表他們各自的客戶就爭議解決進行談判和處理。

 

對於當事人尋求確定性的情況,混合選擇是另外一種可以讓勞氏標準救助合同與之更具關聯性的方式。美國及其他司法管轄區域已經要求航至該等地區的船舶預先制定好應急計劃,並確定保賠協會特別補償費率和替代性的合同格式,包括勞氏標準救助合同。然而需要注意避免因任何混合選擇而使船東處於不受保險保障或使救助人處於雙重危險的境地。如援引船東互保協會特別補償條款,仍然需要告知保賠協會,以免損害保賠保險範圍。這一風險可以通過在簽訂混合型合同時確保引入所有相關的保險人的方式來排除。

 

最後,第9條第(iii)款的終止規定仍然是國際救助聯盟的利益和整個保賠業界關注的問題。目前保賠協會特別賠償條款的終止規定尚在審議中。各種各樣的選擇也被提了出來,包括建議更公平地分配因地方當局阻止解除動員的決定所帶來的經濟後果和/或在從勞氏標準救助合同轉為商業/殘骸清除合同方面更好地合作。然而,這些建議會如何被救助人和保險人接受,都有待觀望。

 

結論

 

儘管目前勞氏標準救助合同仍然有大量擁躉,但是隨著時代變遷,我們看到了勞氏標準救助合同的替代選擇也正在發展完善。無可爭議的是,在不損害船員、財產和環境安全的前提下,任何意外事故中的經濟利益相關方總是試圖達成可能的最合算的交易。然而,整個海事行業都需要注意,儘管可以嘗試採取最合算的方案,但不能損害勞氏標準救助合同的初衷。勞氏標準救助合同的設計初衷是為了鼓勵對海難救助的投入,吸引救助公司經營足以應對海上危機的專業服務。如果我們失去了應急響應能力,整個海事行業最終都會為此付出代價,因為救助公司會發現公司運營越來越難以持續。

 

以上具體內容雖是作者本人的觀點,我們贊同作者的結論。勞氏標准救助合同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是最重要的救助合同,在船舶、船員、貨物和環境遭遇重大且緊急危險的時候,勞氏標准救助合同能夠幫助遇難船舶的船長迅速與救助人簽訂救助協議,而無需花費時間討論救助合同的細節。我們強烈支持船舶在遭遇勞氏標准救助合同設計使用情形時,繼續使用勞氏標准救助合同。

 

撰稿人:Nick Burgess

BDM Law 律師事務所